有种普遍的臆断认为，中亚是外部强权的逐鹿场。关注该地区的西方著述几乎都潜藏这种观念，用“大博弈”的语言讲述地区政治。
新近被卷入其中的是中国。詹姆斯顿基金会《中国简报》刊登了一篇颇富煽动性的文章，称北京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力正逐渐“高涨”。文章提出的佐证却很奇怪———在作者看来，虽然在最近一次选举中中国都未被提及，但当地大城市的集市上到处可见中国商品。作者认为，吉经济上的对华依赖不可否认，这会令其产生更大影响力。该文还收集到一大证据：吉国内大学开设孔子学院，向学生教授中国语言文化。目前这些学院有4000名学生，虽然“跟会说俄语或英语的吉尔吉斯年轻人数量比起来相形见绌”，但总归是“不断增加的大数字”。
然而，除了几千名大学生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及中国赠送的电视接收器以外，这里根本看不到北京日益控制该地区的迹象。对吉的战略决策而言，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，跟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重要性差不多。吉多数精英都是在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，能说流利俄语，学汉语的则少之又少。
如今，外界对中国在中亚的热炒，跟上世纪90年代热炒土耳其在中亚一样。当时苏联刚解体，土耳其欲成为中东、北非和中亚的地区经济和安全中心。但尽管苦心经营20年，到今天也没人认为安卡拉是中亚的主导力量。土耳其在外交、经济和安全领域投入巨大努力，但其试图“突入”中亚的势头业已消失。如今，土耳其人满足于从中亚进口、向中亚出口，除此之外，彼此关系并无特别之处。
不论中国有什么计划、经济影响力有多大，吉尔吉斯斯坦仍然是向俄罗斯一边倾倒的。正如吉活动家埃迪尔·巴萨洛夫所言：“我们最好将自己的车厢搭上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列车。”当吉公民遇到麻烦时———比如乌兹别克族人逃离种族迫害，不是逃往中国，而是逃向俄罗斯。去年奥什爆发骚乱，吉尔吉斯斯坦求助的对象也是莫斯科而非北京。
毫无疑问，中国为吉尔吉斯人带来巨大经济机遇，许多看准商机的吉商人因此发财致富。但目前并无迹象显示，这种经济机遇已转化为比什凯克与北京之间政治和社会联系的加深。相反，中国很可能成为中亚的第二个土耳其———一个紧密的贸易伙伴、商品和服务供应地，但在文化上缺少支配性影响力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