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原|《百家讲坛》
智谋文化的早熟和蓬勃，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。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，中国人稀奇崇敬聪明人物。而在聪明人物的系列中，有两大偶像，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，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。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好多神异的传说，传说中，他们不光深谋远虑，并且还能呼风唤雨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指摘神化诸葛亮的《三国演义》时说，孔明师长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，“多智而近妖”，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很多传说扭曲得厉害，即使不“近妖”，也是“多智而近怪”。
汗青上真实的刘伯温事实是一个如何的人呢？
神异传说之外的刘伯温
刘基，字伯温。元武宗至大四年（1311年）生，他的故里青田村（今浙江省文成）县南田武阳，按元朝其时的行政区划，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。
江浙区域向为人文渊薮，刘伯温的故里武阳村固然是个荒僻的小山村，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，但念书的风气不衰。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，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，虽非显第，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念书家庭。在这种配景下，刘伯温从小受到了精巧的儒家传统教育。《明史》上说，刘伯温“幼颖异”，稀奇伶俐，他的先生即对其父亲说，刘伯温不是池中物，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。《明史》还记载，“基博通经史，于书无不窥，尤精象纬之学”。所谓象纬之学，就是经由视察天象和占卜来展望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。在科学不蓬勃的古代，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若是辅之于缜密的脑筋和了了的判断，其所谓展望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，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。
《明史》的这两点记载非常主要，因为它根基勾勒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: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，作为“儒者”的刘伯温；一个是摇鹅毛扇，作为“谋臣”的刘伯温。两者弗成偏废，毋宁说前者还更为主要，但可惜经由别史和民间的衬着，或许还包罗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“革新”，作为“谋臣”的刘伯温“压服”了作为“儒者”的刘伯温。于是乎，正本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常识分子，在各类瑰异神怪的传说中，成为一个风趣多智的怪物，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。
作为儒者的刘伯温，按例要重走前辈念书人轮回来去的那条道路。至顺四年（1333年），23岁的刘伯温列入元王朝的科举测验，考中进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按照元朝的轨制，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，据现代学者杨讷考据，刘伯温虚报岁数为26岁，终于蒙混过关。不外，只如果凭真才实学，在旧时，这却是念书人的一段美谈。
元顺帝至元二年（1336年），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，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。所谓县丞，就是县令的属官，官阶还不敷“七品芝麻官”，属于正八品，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。
官阶低倒没有什么，按照元朝轨制，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，一个有才调的年青年头人，毕竟是按捺不住的，问题的要害在于，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，他此刻所置身的，完完全满是一个衰世。
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，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，不尚文治，故以立时得世界，仍然“以立时治之”，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，是以始终没有竖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轨制。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，元王朝的统治机械加倍缓慢和衰朽。大凡衰世，都具备两个主要表征:其一就是吏治大坏，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，上层阶级妄想享乐，文恬武嬉，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，他们却有意无意置若罔闻，仿佛“清歌于漏舟之中，猛饮于焚屋之内”；其二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好多不安宁的身分。元顺帝当政时期，天然灾祸络续，而吏治不良又使天灾进一步演酿成人祸，中国大地，一时饥民、流民、伏莽四起。
饱读诗书，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，儒家常识分子那种“修身齐家治国平世界”的理想几乎与生俱来，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，最后只能抑郁求退。按照史书的记载，他在江西，“政严而有惠爱，小民自认为得慈父”，想来颇有政绩，但“豪右数欲陷之”，意思是处所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尴尬，最后只好离去，于1340年回抵家乡。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履历，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，这之后，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，这是负责处所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，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，属于从七品。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写意，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（1352年），他告退了。告退的来由是身体欠好，后人于此有所计较，不外岂论刘伯温其时是否真在染病，，他对元政权的泄气，倒是越来越显着地披露了出来。这从他告退后所著的那本名著《郁离子》中即可看出。
“儒者”与“谋臣”的悲剧
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，朱元璋的军队攻占了浙江处州（今浙江丽水），因为在田园的声望，刘伯暖和此外三个本地有名常识分子—叶琛、宋濂、章溢，一路被朱的战士送到应天（今南京）去见朱元璋。《明史》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晤面的场景:“太祖劳基等曰:‘我为世界屈四师长，今世界纷纷，何时定乎？’”朱元璋示意出了礼贤下士的立场，向他们叨教若何统一和安宁世界，章溢回覆说:“天道无常，惟德是辅，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。”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，就能整顿人心，完成霸业。
刘伯温此后起头了为朱元璋充任谋臣的人生新路。
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浸礼的刘伯温，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点中的“乱臣贼子”，个中当然有多层身分的感化。史籍中撒布一个“西湖望云”的故事，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（即南京）有所谓“皇帝气”，所以决心“辅之”。这无疑是无稽之谈。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，首先天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；其次，此时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等候—朱元璋军队的军纪相对较好，朱元璋本人对照可以礼贤下士，朱元璋示意出了强烈的统一世界的愿望，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，而对刘基如许常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处所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两点非常主要: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，以驱除外族政权为号召；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，要想统一世界，一味的大损坏是不成的，还必需着手于扶植，而要进行扶植的工作，又必需依靠绅耆阶级，尽或者维护他们的好处。
早在刘伯温去官隐居时代，他就在《郁离子》中说，要“稽考先王之典，商度救时之政，明法度，肄礼乐，以待王者之兴”。而此时的朱元璋，颇有一些“明法度，肄礼乐”的景象，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鼓起的“王者”，不是一种很天然的事情吗？
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世界过程中的感化，固然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，但他和其他常识分子一路，匡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，是值得汗青一定的。
朱元璋统一世界，刘伯暖和其他建国功臣一般获得了封赏，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，但作为儒家常识分子，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发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，这就是“导君于正”，使新皇帝相符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。而就是在这方面，刘伯温起头品尝吃力涩的滋味，因为在朱元璋如许的雄主手下讨生活，实在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。
刘伯温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，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，他先后几回受封，又几回被打发还乡。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履历中，能够看出“伴君”的确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。其时南京从炎天到秋天一向没有下雨，求雨也没有结果，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:一是阵亡将士的老婆数万人都被迫住在“孀妇营”，不许外出；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灭亡，尸体露出不收；三是敌方头子既然已经归诚屈膝，就不适宜放逐。前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意，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，使朱元璋只好赞成其请，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，朱元璋立刻作出了“刘基还乡为民”的惩罚。但刘伯温被革职仅三个月，朱元璋又想起了他，令他火速从故里赴南京，恢复了其官职。而到了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，他在获得册封之后，再一次被赐归。
若是说第一次被贬，刘伯温因为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难过，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，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流放。这不光因为明初同僚的排挤十分激烈，分歧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水平，更因为他对“圣意难测”有了更深的懂得，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布满了恐忧，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。
然而刘伯温究竟是念书人，尽管他感受眼前这个曾经与本身共过患难的人越来越难以捉摸，但在频频放归、召还的过程中照样要小心翼翼地尽儒者的天职。他劝朱元璋，“霜雪之后，必有阳春，今国威已立，宜少济以广大”，要朱元璋留存臣子的面子，不该动辄羞辱，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；他又提醒朱元璋，对遁逃北漠的元朝上将王保保不克轻敌妄进，究竟也被他不幸言中了——名将徐达在追击王保保的一战中，几乎三军覆没。
忧谗畏讥的刘伯温预备在故里终老，但擅长占卜的他却不知道，本身的命运并不在本身手中。
死因成谜
隐居的刘伯温，竭力洗尽铅华，示意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，也不和处所仕宦交游。他知道，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《明史》上如许有声有色地描述他的郑重:“还隐山中，惟喝酒弈棋，口不言功。邑令求见不得，微服为野人谒基。基方濯足，令从子引入茅屋，炊黍饭令。令告曰:‘某青田知县也。’基惊起，称民谢去，终不复见。”故里的地方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，所以换上便服求见，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欠好拒绝，升火做饭以待客，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，刘伯温立时变色，自称小民，便立刻退避。
如斯小心的刘伯温照样出事了。
在浙江福建接壤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处所，此地荒僻而险峻，所以成为奸人躲藏之所，刘伯温便派儿子刘涟入朝反映这一情形，建议在此设立一个机构负责放哨，但刘涟绕过了中书省（其时明王朝当局的中枢机构），直接向皇帝奏陈，引起了在朝大臣的嫉恨，他们诬陷刘伯温看中了谈洋这块处所，预备作死后之坟场，只是因为谈洋的公民分歧意，所以才进展朝廷在那儿设立机构，以此遣散公民。中书省预备借此鼓起大狱，这时的刘伯温固然染病，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，向皇帝和朝廷说个领略。
刘伯温面临朱元璋，“惟引疚自责罢了”，意思是什么辩白的话都不说，只认可“我错了我错了”，朱元璋没有再穷追下去。但不久，在一件小事上，朱元璋照样给了刘伯温一个下马威。朝廷敬拜孔子，典礼竣事后，祭奠用的肉分给重臣算是一种声誉。刘伯温没有列入敬拜典礼，却接管了肉。朱元璋说:刘伯温是学圣人之道的嘛，怎能不列入敬拜却享受祭品？学礼学到哪里去了？命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。是否接管祭品是小事，停发一个月俸禄也是小事，要害是皇帝动作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:他就是想让刘伯温没体面。由此可见最后一次入朝的刘伯温，其处境之作对。
处境和表情都恶劣，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，洪武七年，朱元璋知其病重，赐归田里，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，刘伯温卒于家中。
刘伯温的死因，历来有三种分歧的说法:一说被丞相胡惟庸毒死；二说朱元璋是毒死刘伯温的主谋；三说系病死。其实从情理上思虑，刘伯温其时已经染病，并且又不是当权派，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须要画蛇添足？胡惟庸毒死了刘伯温的传闻之所以风行，完满是后来朱元璋为除掉胡惟庸，有意给其罗织了一条新罪名。但他没有想到，后世同情刘伯温遭遇的人，不以揪出胡惟庸为知足，又猜忌到他本身头上，这真是一种讪笑。
与刘伯温的死因比拟，朱元璋在刘伯温死的前后示意出来的立场，更耐人寻味。
在刘伯温还执政的时候，朱元璋的文集刻成，他赐给了李善长、胡惟庸、宋濂三人，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，这反映出朱、刘君臣关系在刘伯温死前，已对照冷淡。刘伯温病重被赐归，朱元璋颁布了一纸圣旨，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，个中既求全刘伯温昔时不早早归附，也称扬其功勋，最主要的，是透露本身当皇帝后，对刘伯温的放置和措置都是相符“国之大体”的。对刘伯温来说，获得如许一份圣旨，一定不是一件兴奋的事情。
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，在身份熟悉上也许是有一些误差的。刘伯温虽被人们算作“谋臣”甚至“术士”，但他更自居为“儒者”，然而让他沮丧的是，朱元璋也更多甘愿把他当成“谋臣”和“术士”。在一次谁是目前大儒的商议中，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，像宋濂、刘伯温如许的人哪配称“大儒”？
朱元璋为什么不肯意认可刘伯温为“儒者”？原因很简洁，儒者都有“导君于正”的使命，真正的大儒，在传统观点中，应该是帝王师。做“帝王师”，这堪称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幻想，刘伯温也不会破例。问题是，这种幻想好多时候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。自决心太强的雄主们是不认可有什么“帝王师”的，不然那难道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他更高妙吗？朱元璋是如许，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如许。一个陈腐的念书人尹嘉铨写了篇文章，个中引用了《汉书·张良传》中的一句话:“学此则为帝者师矣。”固然他几回解说“不敢以此自居”，却在一场文字狱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，乾隆愤愤地责问:“你要做帝王师，那把我往哪儿摆？”这就是雄主们从心底里憎恶帝王师的要害关键了。乾隆还有一句痛斥纪晓岚时脱口而出的名言:“朕以汝文学尚优，故使领四库书馆，实不外倡优畜之，汝何敢妄谈国是！”意思更为透辟，本来在帝王眼里，所谓国是其实不外是他家事、是他一人之事，文人之流，哪怕是名义上的先生，都不外是他养着好玩而已。至此，“帝王师”这顶纸糊的桂冠被乾隆轻蔑地吹了口气便破碎了。
